多位專家學者論證了這一史實鄭成功是廈門港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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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成功以廈金為基地，從事東西洋貿易，廈門港因而從小小監督港躋身對外貿易港口，圖為舊時廈門港貿易活動繁榮勝景。圖/洪卜仁提供

“一城如花半依石，萬點青山擁海來。”城建海上，海在城中，城景相依，山海交融，海灣、沙灘、島嶼、帆船、游艇、郵輪……廈門庇萬戶而納百川，這里因海而生，跨海而活，御海而昌。一直以來，海都是廈門的生命線。

碧海環抱的廈門島，背靠閩南大陸的漳州、泉州平原，瀕臨臺灣海峽，與臺灣本島、澎湖列島一水相隔。廈門港是個海峽性港口，海岸曲折蜿蜒，港寬水深，終年不凍。港外星羅棋布的島嶼，組成天然的防波屏障；港內四周環繞的山巒，提供良好的防風性能。

正因為廈門港口自然條件優越，先后有倭寇、荷蘭殖民者和英國侵略者對她垂涎欲滴，妄圖染指。根據道光年間《廈門志》的記載，對廈門港給予極高評價，“高居堂奧，雄視漳泉”、“為漳郡之咽喉”、“泉郡之名區”、“扼臺灣之要，為東南門戶”、“海道四達，帆墻畢集”。

用廈門文史專家洪卜仁的話來說，廈門港口的經濟價值，遲至16世紀才被發現。但他特別強調，其時港口跟當下的“廈門港”是不同概念，它是指自浯嶼進來的整個大廈門灣區。

根據資料記載，早在1394年西歐商船就曾到過廈門港，1516年葡萄牙商人便來此進行貿易，隨后西班牙、荷蘭等國商人也接踵而至，1621-1627年當地還出現有專營“販洋”的對外貿易商，且此時由廈門發出的帆船隊還經常往返于廈門至日本和東南亞各國之間。到清初實行海禁之時，廈門與廣州、澳門仍然是清政府特準的與外國從事貿易的極少數港口之一。1683年海禁廢除后，廈門開始正式設關，對外貿易和自由通商規模也隨之而有明顯擴大，這時還開辟有通往馬尼拉、蘇祿群島、暹羅、越南、新加坡、巴達維亞、盂加錫和婆羅洲等地的多條海上航線，出口貨以茶為大宗，進口貨則以大米為最多。鴉片戰爭后，廈門于1842年被辟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起，廈門港進入了其歷史上的鼎盛時期。藍色海洋經濟異常耀眼。

需要指出的是，廈門港能有眼下如此光景，與鄭成功時期在此經營海上貿易是分不開的，在他的手上，廈門港開始有了雛形，并真正成為對外貿易的港口。鄭成功因此被視為廈門港的奠基人。









沒有鄭成功就沒有后來的廈門港

洪卜仁（福建文史館館員、廈門文史專家）：本來，福建海上對外交通貿易的口岸，自唐朝到元朝，一向在泉州港。明初泉州港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漳州的月港（今龍海市海澄鎮）。月港是個內河港，從九龍江上游刷下來的泥沙，日積月累，導致港灣淤塞，從而結束它的歷史使命。廈門港是月港的出海口，很自然地接替月港登上世界貿易的舞臺。

四百多年來影響廈門經濟社會發展最重要的因素是航海貿易。廈門的航海貿易包括國外貿易和國內埠際貿易。廈門國外航海貿易的最大特點是：一開始就與歐洲市場掛上了鉤，納入世界貿易體系。

明初，實行由封建中央政權壟斷海上對外貿易的政策，既禁止國內人民到海外經商，也不準外國商人自由前來中國貿易，只允許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以“朝貢”名義“附載方物”的限制性貿易。中葉以后，隨著農業、手工業的發達，封建社會內部的商品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國內市場逐漸擴大的同時，民間私自經營的海上對外貿易，也開始在東南沿海的一些偏僻港口，突破了朝廷森嚴的海禁防線，“私造巨舶，歲出諸番市易”。漳州的月港和鄰近廈門的嵩嶼、海滄、大小擔是商人私自進行海上對外貿易的活躍地區。

1516年，葡萄牙人先到達廣州，不久就來到廈門港外的浯嶼，與廈門及其鄰近地區的商人私相貿易。接踵而至的還有西班牙人和荷蘭人。17世紀初，擁有“千艘以上”大帆的鄭芝龍（鄭成功之父）以廈門為航海貿易的基地，“成了長江、珠江之間沿海的無可爭辯的霸王。” 這個時期開始，海上絲綢之路就移到了廈門、廈門灣。

明末清初，民族戰爭以及一系列不利于海上貿易發展的“海禁”、“遷海”政策給中國經濟社會帶來嚴重的破壞，而廈門卻因為鄭成功的銳意經營，出現了與國內其他地區不同的繁盛景象，為以后廈門經濟社會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和清政府的政治對抗中，鄭成功加強了廈門根據地的建設。1655年4月，他將廈門改名為“思明州”，仿效明朝中央政權的建制，設“吏、戶、禮、兵、刑、工”六官，各司其職，分管政務。自1647年到1662年的16年間，他以廈門這么一個小天地， “養兵十余萬，甲胄戈矢，罔不堅利。戰船數以千計”，“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鄭成功十分重視航海貿易，采取鼓勵航海貿易的政策。因此，盡管清政府厲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各地商人還是想法設法，“厚賂守口（的清官）官兵”，讓商品順利地通過封鎖線，“以達廈門，然后通販各國”。此時出口商品已源源不斷，為鄭成功的獨攬航海貿易創造了條件，“凡中國各貨，海外捷仰資鄭氏”，“通洋之利，惟鄭氏獨操之”。

可以說，沒有鄭成功，就沒有后來的廈門港以及廈門。



位于九龍江入海口中心處的圭嶼，其所在的區域是大家所共識的廈門灣，明代時侯，雖然作為進入月港船只的驗船處，也常有不少外國商船在此停泊，但其真正作為對外貿易港口的價值，直到鄭成功來此之后，才開始進入人們視野的。圖（左）為停泊在圭嶼海面的琉球朝貢船；圖（中）為圭嶼上的殘塔；圖（右）為圭嶼上現存的房屋。圖/何丙仲提供

將廈門金門作為“總部經濟”所在

何丙仲（廈門市博物館、鄭成功紀念館原副館長）：15世紀末以后，閩南地區和臺灣先后融入大航海時代的東西洋貿易，廈門同樣也不例外。事實上，所謂的“月港”，它包括金門、廈門和九龍江出海口的那片海域，而不僅僅是海澄那區區之地，也就是大家所共識的“大廈門灣”，西方人稱之為“漳州河口”，這在東西方很多史籍中都有提到，是不爭的事實。可以說，廈門在月港貿易時期，便已經參與其中，廈門港也從這時候開始進入東西洋貿易視野、貿易圈。

15、16世紀之交的“地理大發現”，西歐人開辟了通向亞洲的新航線。西班牙、葡萄牙、荷蘭人相繼東來，明朝中葉以后，中國資本主義開始萌芽。這時候，以鄭氏,也就是鄭成功父親鄭芝龍為代表的閩南海商開始崛起。在廈門這時候，便已經有從事中間商、經銷商等人物，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許心素、李旦等。許心素原屬同安的角美人，曾是大海商李旦的下屬，后來取得荷蘭人的信任，在中佐（今廈門）充當其代理商。此外，更有退休官宦參與對荷貿易，比如廈門致仕太常寺林宗載，以亨萬之號，橫行閩海，在荷蘭海牙檔案館保存有亨萬與荷蘭人商業來往的資料。這種亦商亦盜的商業模式，是當時的一個特點。

十六、十七世紀，大廈門灣與菲律賓之間已形成“一個穩定的帆船貿易”局面。出口的商品除一部分在菲律賓銷售外，大部分通過菲律賓轉運至墨西哥。此外，大廈門灣與日本的貨運航線也在不斷發展。

不難發現，明朝中葉以后，廈門已經有商業萌芽，我們已經處在商品集散的前沿，不是簡單的小販貿易，在當時，已經跟世界接軌，開始跟歐洲貿易。

到了明末清初，鄭成功以金、廈為基地開展東西洋海上貿易，正式奠定了廈門港的基礎。我發現鄭成功貿易有他高明之處，他把廈門作為基地，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總部經濟”所在，而其實他的商品集散地是在閩東的三都澳，也就是寧德羅源灣附近一帶。

我注意到，清朝千方百計要剿殺鄭成功的海上貿易，卻一直未能得逞，其中很大原因是他的商品并非從海上而來。他的貨物都是從陸上的商道、古道扥貿易“毛細管”輸送而來。我們知道，從寧德到壽寧一帶，不僅偏僻而且古道多、廊橋多，只是這些廊橋不建在交通要道或者城鎮，都是在高山、山村里頭，一頭接古道，一頭往山村為商品貿易提供方便。

鄭成功的貨源便是經由這些古道、廊橋進入羅源灣這一集散地。這從一些文獻中可看到蛛絲馬跡，我在中國歷史博物館看到一位菲商寫的日記手抄本，里頭記載著他只身跑到羅源灣，人生地不熟，害怕得很，直到看到了鄭成功的旗號，才將貨物交給鄭彩。

在很多人觀念里，對于港口的概念，多停留在起重機、碼頭、倉庫等，其實不然，鄭成功時代已經有“總部經濟”的概念了，以廈門為港口前線，指揮人在這里坐鎮，倉庫在羅源灣，貿易點在日本、東南亞一帶。

可以說，鄭成功的貿易手段是相當高明的，將集散點設在羅源灣，這里港汊多、地形復雜，不容易被剿。而廈門港作為操縱整個貿易經濟的中心點，鄭成功看中的是其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不管船只出入到羅源灣，到南洋等地，抑或外國船進來都方便，可停泊在金門、浯嶼外海。我們可以比較清晰地發現，鄭成功攻打生絲產地集中點南京，他對三都澳的重視以及多次北伐掃清航線等跡象，說明廈門、金門為其“總部經濟”所在地。

1646年以前，廈門港是月港的一部分，為其附屬；到了鄭成功時代，廈門港雛形建立；1685年，躋身閩海關正口，1843年，廈門成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廈門港由此慢慢成熟起來。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沒有鄭成功的這一環節，就連閩海關是否設立于此都不好說了。



廈門港是個海峽性港口，港寬水深，終年不凍，但17世紀以前名不見經傳，直到鄭成功以此為基地發展海上貿易，廈門港隨之發展，如今已成為集休閑、旅游、航運等于一身的綜合性大港。圖/本刊特約攝影師 王火炎

從小小監督港到對外貿易大港

李金明(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由于廈門島孤懸海中，明朝中葉以前，封建統治階級只重視它在軍事上的地位。廈門港口的經濟價值，遲至16世紀才被發現。換句話說，一直到了鄭成功時代，他建立了思明州，才開始有廈門港的概念。

明朝初期，其時的廈門稱作中佐所，只是一個抗倭的哨所。明朝末年，也就是隆慶元年，漳州月港開港，這時候不管是從月港出來的船只還是進入月港的船，都得經由廈門港口，然后經由浯嶼出去，船只才得以出海。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其時的浯嶼不是現在意義上的浯嶼，而是外浯嶼，靠近金門那側。

月港開港后，廈門港是它的出海口， 用于“盤驗”和“稽查”進出月港船只的驗船點便設于此。根據相關史料記載，這個驗船點先是設在曾厝垵一帶，而后又搬到圭嶼（雞嶼）。

但關于這里所征收的稅餉卻存在爭議，當時廈門屬于泉州府管，月港歸屬漳州府，因為當時海上貿易的收入很高，雙方都想染指。泉州府認為應該將它分為兩部分，如果到東洋的，就給廈門，西洋的則屬于漳州。這時東西洋以文萊為界，文萊以東為東洋，文萊以西則為西洋。關于這一提法，漳州府是不同意的，它的理由是，這樣會出現管理混亂，畢竟船一旦出去，走東洋還是西洋無從判斷。最后，經過打官司，最終決定由漳州府來管。

因為擔心海外貿易有賄賂、怕貪污，驗船的地方，由福建省八個府輪流派官員來管，稱作督餉，分成水餉陸餉和加增餉。其中，水餉為船稅，陸餉為貨物餉，加增餉則是附加稅。用這樣的方法，每年都得派人來監管，漳州要過來卻不利便，而且這里屬于泉州府地界，生活起居都不方便。不久之后，就有海澄官員提議將驗船所在搬往圭嶼。

圭嶼位于九龍江入海口中心處，周圍水面寬闊，適宜大型船只停泊，后與錢嶼、木嶼為左右翼，成為水上要寨，官方在此設有哨卡，一方面“盤驗”和“稽查”進出月港的船只，另一方面起到抗御外敵的作用。

不管怎樣，一直到明代，廈門只是起到一個驗船的、監督港的作用。一直到1946年，鄭芝龍投降清朝，鄭成功將父親舊部收集起來大約有幾千人后，從南澳出發，到了鼓浪嶼屯兵，并以廈門、金門為據點，開展一系列的東西洋海上貿易。

如果沒有強大的貿易團隊，以廈門這一彈丸之地如何支撐得起鄭成功巨大的軍隊開支，他的經費來源，主要就是海外貿易的盈利所得。當時，清朝實行海禁，所有海外貿易網中斷，鄭成功便利用這一機會，開拓海外貿易，對外貿易范圍很廣，比如日本的長崎、琉球群島、越南的、東南亞的柬埔寨、暹羅、馬六甲、呂宋等。其中規模最大的貿易就是日本東京、安南、暹羅的貿易。

1646年到1658年，鄭成功幾乎把東南沿海大部分海域都占領了。向南一直到廣東潮汕一帶，為糧食來源；中部為漳泉，提供絲綢、生絲等貨源；向北為福州溫州，提供木材等原材料。他還設立海陸五商，其中海五商總部就是設在廈門，陸五商跟戶部拿了資金跟銀兩，到江浙、廣東等各個地方買絲綢等貨物，貨物到了廈門之后交給海五商。海五商將這些貨物運到海外，所得回來交給總部，這樣就完成了一次循環。廈門成為他的一個基地，如此一來，貨源供應源源不斷、資金鏈也由此建立。

即使后來鄭成功東征臺灣后，甚至到他去世之后，廈門的海上貿易依然在繼續，轉而由他的兒子經營。鄭成功去世后，他的兒子鄭經除了保持與日本、東南亞的航海貿易外，又發展了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貿易。1676年，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正式在廈門建立商館。第二年的8月，倫敦總公司認為廈門是個安全的港口，與菲律賓和日本都有貿易往來，而且更容易買到他們希望獲得的絲綢、瓷器、茶葉等商品，對廈門產生極大興趣，決定在廈門發展貿易。1678年7月20日，新任英國東印度公司廈門商館館長兼經理雷拉云，副經理愛德華巴維爾和館員、書記共四人，到達廈門。廈門商館承擔著發展英國對華貿易的使命，臺灣商館的貿易業務，也劃歸他們領導。1681年8月13日，總公司董事給鄭經的信中，表示了“擴大貿易”的愿望，并希望“廈門成為中國的商業中心。”

廈門港從過去只是一個小小的監督港，到1684年，廈門被確立為海關，廈門被正式開放為對外貿易港口，37年的孕育，廈門港迎來了華麗的轉身。而這背后的推手，與鄭成功領導的海商集團有莫大的關系，1646年起，鄭成功開始在鼓浪嶼屯兵，而后他領導的海商集團以廈門、金門為基地，開展海上貿易，為廈門港躋身貿易大港奠定了基礎。

廈門港繁榮才養得起龐大的船隊

陳洋（廈門鄭成功紀念館館長）：鄭成功在廈門15年，并以此為據點，繼承了過去他父親鄭芝龍時代的東西洋貿易，并在此基礎上，使得鄭氏海商集團海上貿易進入發展頂峰。在其最鼎盛的時候，根據記載，鄭成功至少有十幾萬的軍隊4千多艘的戰船，而這背后所有的費用支持，靠的全都是海上貿易支撐。作為其海上貿易總部，往來船只、海商貿易都以廈門港為大本營。

當然，過去鄭成功之所以選擇廈門為根據地所在，除了廈門已有商業萌芽基礎，以及獨特的地理位置，距離臺灣最近，不管與荷蘭人還是日本人做生意，都很利便。雖然較于江浙還有潮汕一帶，廈門沒有他們富庶，不是糧食、絲綢的主要產地，但廈門在那個時期是比較穩固的，不像江浙潮汕一些沿海島嶼，經常落入清政府手中。

事實也證明，鄭成功選擇廈門為其基地所在是很正確的抉擇，廈門、臺灣、日本三角貿易關系網就是在這時候建立起來的。其時，臺灣為荷蘭人殖民所占領，跟荷蘭人、日本人做生意是鄭成功時期最大的兩個貿易。廈門港因此成為跟荷蘭人或者日本人貿易的港口。

從1647年到1662年，東南海域全都在鄭成功的掌控之下，不管進入還是出發經過廈門港的船只，都得跟鄭成功交稅。就連荷蘭人，在與日本進行貿易過程中，其不少中國特產比如絲綢、生絲、陶瓷、中藥材等都得通過鄭成功。曾經，荷蘭人一度跟鄭成功發生矛盾，鄭成功下過禁海令，不讓大陸商船到臺灣貿易，不到幾個月，荷蘭人就受不了，便派了通事何斌兩三次跟鄭成功談判，希望重新進行貿易。

鄭成功雖然一邊打仗，可是貿易始終不斷，經過物物交換，將大陸的生絲、陶瓷以及臺灣的鹿皮販賣到日本、東南亞，或換取香料、白銀等，再用這些到潮汕、江浙地區買糧食，我們發現當時他攻打的廈門周邊地區，很多也都是糧食產地。

不管怎樣，在鄭成功在廈的這段時間，廈門港是非常繁榮的，這點毋庸置疑，否則也無法支撐起龐大的軍隊開支。而且當時崛起的新興海商，鄭成功海商集團代表的是中國，因為他沖破清政府閉關鎖國政策、沖破海禁，沖向藍色海洋，否則當時東南海域必將為西方殖民所占據。

因為十六、十七世紀這段時間，正好西方殖民國家東來之際，從葡萄牙、西班牙一直到荷蘭人，相繼而來，開始英國也有參與，只是它后來被荷蘭打敗了。這些東來的資本主義殖民勢力，如果當時沒有鄭氏海商集團與其對抗、角逐，那我們整個東南海域貿易的利益，必然被西方人所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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