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洋裕國改變世界海上格局|鄭成功被稱中國史上通過經略海洋參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一人

通洋裕國  改變世界海上格局|鄭成功被稱中國史上通過經略海洋參與世界市場互動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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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基地，壟斷東西洋貿易，改變世界格局。在其經略海洋的過程中，臺灣作為連接世界商業網的中轉站，一直是幾大海商集團希望染指所在，當年鄭成功將大本營遷往臺灣并非戰略撤退，而是以臺灣為一個新的起點。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世界。”古羅馬思想家西塞羅說過，十七世紀前后的遠東海洋，是國際競逐、東西方沖突的焦點，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都虎視眈眈，誰控制了這一片海洋，誰就成為這一片領土的“救世主”。

通洋裕國，建立海權，經略海洋，改變世界格局。明末清初，鄭成功領導的鄭氏海商集團，憑借其強大的海上武裝力量和陸海各五大商行的有效協作，突破明清兩朝的禁海政策，控制閩浙粵沿海，主導與東西洋的海上貿易，獨享海上貿易的巨額利潤，參與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在“大航海時代”的角逐，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認識到掌握海洋控制權、經營權和參與世界市場互動重要性的第一人。

這個活躍于17世紀的海上帝國,在征服海洋的過程中，雖然沒有“國家”的地理邊界,卻從日本到中國臺灣、東部沿海和東南亞，建立了強大的海域霸權，拓展、維持著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在征服海洋中，鄭成功成立秘密商團組織“山海五商”，將陸上貨品運到廈門，再由東、西洋船運往日本及東南亞。圖為明清時期東南沿海海防圖。圖/何丙仲提供

以戰保商 以商養戰

大家對驅荷復臺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并不陌生。但他作為馳名中外的海洋英雄、海上貿易家、海上霸主，卻少有人提及。事實上，作為一個開拓者和發現者，鄭成功所引領的鄭氏海商集團在地理大發現、貿易大發展、海權大碰撞構筑的歷史場域中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壯的史劇。

浮海泛舟，游弋東西洋，架構海上世界，周旋于各大貿易勢力間，奔忙于各個港口采購、販賣商品。自1646年起，鄭成功起兵到東渡臺灣的16年間，從初起時的90多人，發展壯大到二三十萬人，并以廈門、金門為根據地，以海上貿易為經濟后盾，以軍事武裝為安全保障，鄭成功建立的這個龐大且實力強大的集團，在與世界上第一個跨國公司——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角逐中，打敗了荷蘭人，掌握了臺灣制海權，壟斷了東西洋的海上貿易，通商范圍遍及日本東京、長崎，以及暹羅、巴達維亞、馬尼拉等東南亞各國。

鄭成功一面與清軍抗爭，一面泛海通洋，以戰保商，以商養戰，兩者相得益彰。他經營的航海貿易范圍很廣，方式多種多樣，獲利頗豐。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教授李金明告訴記者，這時候西方大量白銀東流進入中國，西方學者弗蘭克的《白銀資本》中指出，中國需求白銀，歐洲需求中國商品，這二者的結合導致了全世界的商業擴張。

西班牙與中國的貿易以菲律賓為中轉而進行。1576年，西班牙完全控制菲律賓，中菲間的貿易迅速升溫。福建沿海一帶海商“將中土絲、綿、緞布、磁、鐵貴貨到彼番國，不賣貨物，止賣金銀”。面對洶涌而來的中國商品，西班牙人只能從殖民地墨西哥調運白銀來交換，然后西班牙將中國商品運往南美。為維持這樣一種中國貨物－墨西哥白銀－菲律賓的物流關系，他們不得不加快墨西哥白銀的開采與多條菲律賓海上航道的開辟。其中最重要的是墨西哥西海岸Acapulco港，橫越太平洋至菲律賓的航線。

鄭成功的海商集團在與菲律賓貿易時，換回大量的白銀。李金明說，明朝時期，中國由于稅制改革，大量需要白銀，但它又不是產銀國家，所以白銀價格很高。他坦言，尚且不算其他，鄭成功集團海上貿易光是賺這其中的差價，就已經非常可觀了。

鄭成功還以其優越海權，對往來日本、東南亞、中國等地的船只，征收具有商業稅、保護費性質的“餉”，西洋船三千兩，東洋船小船五百兩，大船二千一百兩，即發給船舶國籍證明文件的“牌”。清政府下令“片板不許下水”，事實上也下不了水，曾經有一個海商向清政府供述道:“彼時船出海外，非得國姓票必不能行。”

誠如清人郁永河評述：“成功以海外彈丸之地，養兵十萬余，甲胄戈矢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又交通內地，遍買人心，而財用不匱者，以有通洋之利也。”

甚至，為了便利對外貿易，鄭成功還在漳州自鑄銀幣，這是中國最早的銀幣，標志著中國貨幣史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朱成功”和“國姓大木”銀幣的誕生，一方面抵制外國洋幣，一方面方便海上通商，推進了鄭成功的“海洋戰略”。廈門鄭成功紀念館原副館長何丙仲直言，鄭氏海商集團向歐洲人爭奪遠東貿海權，并不是停止海上貿易，而是目的在于進一步爭取海上貿易的主動權。



為了便利對外貿易，鄭成功還在漳州自鑄銀幣，這是中國最早的銀幣，標志了中國貨幣史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開拓海外市場 也活躍了國內市場

沒有帝國的商人，憑著智慧、借助鄉族的力量，鄭成功締造的海商集團，開辟了東西洋多條國際航線，與官辦的、武裝的歐洲貿易勢力競爭，在大航海時代扮演著國際商人的角色。他們開拓海外市場的同時，也活躍了國內市場，有效溝通了內地省份與沿海地區的商貿往來，還創造性地開通福建至東南亞，再到日本，最后折返福建的循環海上經貿航線，促進了海上經貿文化的發展。

在征服海洋的過程中，鄭成功面臨的不只是隨時可能葬身魚腹的風險，還要與其他貿易勢力角逐，尤其是地理大發現以后東來的歐洲勢力有著強大的王權支持，而他的海商集團不僅得不到朝廷支持，還受到“海禁”、“遷界”等政策的阻礙，在夾縫中拓展、維持著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廈門文史專家洪卜仁說，西歐商人的航海貿易“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而得到順利發展，中國商人的航海貿易卻在封建政權的扼殺下艱難地掙扎。1547年，明朝政府處斬97個“非法”與葡萄牙人貿易的廈門地區商人，就是典型的例子。

面對種種挑戰，內外夾擊，鄭成功的海商集團如何脫穎而出，躋身海上霸主？對此，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馮立軍分析，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當時的國際國內大環境的影響，另一方面是鄭成功獨到的經營策略。

從國際上來看，鄭成功所處的17世紀中葉，正是遠東海上貿易格局發生重大變革的時期。歐洲殖民主義強國絡繹東來, 殘酷無情地侵入遠東, 并將他們在歐洲的競爭與沖突帶到遠東; 日本剛建立不久的德川幕府的將軍們不得不選擇了謹慎小心的防御性策略, 在冷靜地關注中國政局變化的同時, 為保衛其主權的完整而采取了“閉關鎖國” 的政策。

馮立軍說，15、16世紀之交的“地理大發現”，西歐人開辟了通向亞洲的新航線。遠東包括東南亞和東亞這片海域，最早染指的西方海上帝國有西班牙、英國、荷蘭、日本跟中國。但到了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已衰弱，而由于利益沖突，英國與荷蘭開戰，以英國失敗而告終，英國被迫退出遠東，專門經營印尼。于是，在17世紀的東西洋海域，歐洲勢力就只剩下荷蘭，這對鄭成功而言無疑是一大福音。

從國內來看，明清鼎革引發了長期的動亂，再加上清政府為扼殺鄭成功海上貿易所頒發的一系列海禁政策，不僅沒能起到作用，反而為鄭成功壟斷東南亞貿易掃清了障礙。馮立軍告訴《臺海》雜志記者，其時，鄭成功以廈門、金門為基地，組織反清復明活動，從陸上的力量看，鄭成功不敵清軍；但海上實力，鄭成功則更勝一籌。他說，清朝軍隊從福州、泉州、漳州整個海域，能夠參與海洋作戰的戰船，大概有170多艘，但是當時鄭成功所擁有的大大小小的戰船、商船大概有幾千艘，整個海上力量，是很不對等的。鄭氏的海商集團是非常強大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清政府想剿滅盤踞在海上的鄭氏海上力量，顯然是無法達到的。于是，清政府只能采取嚴查、防備等消極的應對措施，即使后來采取鄭成功叛將黃梧的建議，實行遷海政策，可成效不大，鄭成功從容應對，利用山海五大商和內地走私的商人，通過賄賂買通守口清朝官員，將海上貿易所需的各種物資從蘇杭等地運到廈門，再轉運海外，粉碎了清朝統治者的封鎖。而且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沿海老百姓無法貿易，一時之間，所有海利為鄭成功所獨攬。

不難發現，17世紀中葉遠東地區這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利益的相互交織和沖突, 使得遠東海域成為當時世界經濟領域中最具重要性和沖突性的區域之一, 而鄭成功無疑是當時遠東海域最為重要的歷史人物之一。



建立五大商 成立東西洋船隊

1653年起，鄭成功即已是中華海上的霸主，無人能與之匹敵，除了國際國內形勢使然，最關鍵的還是其與時俱進的經略海洋思想和系統性、隱秘性的經商策略、組織。讀書人出身的鄭成功比鄭芝龍更擅長組織、管理，無論是貿易范圍或組織，都比鄭芝龍時還大、還有效率，更進一步地把東西洋貿易制度系統化、軍事化。

1651年起，他成立秘密商團組織，內陸的金、木、水、火、土“山五商”，負責在北京、蘇州、杭州搜購絲綢、瓷器、珍玩等，運到廈門給仁、義、禮、智、信“海五商”販賣，分支機構遍布沿海各大城市和港口，還在京師、山東、蘇州等地設立商號。鄭成功還設“裕國庫”和“利民庫”，大力發展海內外經濟貿易。據日本長崎荷蘭商館日記記載，鄭成功擁有東南沿海制海權的前幾年，華船運往日本的生絲年平均就有7.5萬斤，絲織品1.2萬匹。

1647年到1662年間，到長崎的中華船只中，就有八成來自鄭成功的勢力范圍，因此鄭成功在對日貿易上握有相當的主導權，尤其是生絲，更完全取代了荷蘭，對長崎絲價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山海五大商，只是鄭成功海商集團貿易收入的來源之一，其海上貿易的另一種組織形式是成立東西洋船隊，出租船只，貸本經營，航行于日本、臺灣、呂宋及南海各地以通貿。馮立軍特別強調，東西洋船隊與“五大商”組織并列于裕國庫和利民庫之下，并非從屬關系。據楊英《先王實錄》記載；“永歷十一年，二月間，六察常壽寧在三都告假先回，藩行令對居守戶官鄭宮傅察算裕國庫張恢、利民庫林義等稽算東西洋船本息，并仁、義、禮、智、信、金、木、水、火、土各行出入銀兩。”由此可知，東西洋船與十行沒有統屬關系。

鄭成功除了繼承鄭氏家族原有的東西洋直線貿易航線外，還創造性地開通了“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的三角貿易航線。當時前往東南亞各地貿易的鄭氏商船，在當地交易完成后，一般不直接駛回中國，而是在當地轉載貨物駛往日本長崎再次交易，然后再由日本換貨回國。采取這種三角貿易方式，不僅有利于縮短貿易航線，而且能使貿易資本得到再次利用，提高了利用效率，使貿易利潤獲得較大提高。而鄭成功通過三角貿易活動，將原來分散的東西洋路線結合起來，建立了一個聯結中國、日本、東南亞各地的龐大的貿易網絡，促進了海上貿易的更快發展。

據中國閩臺緣博物館原館長楊彥杰計算，1650至1662年間，鄭成功每年派到日本貿易的船數估計約30艘，派到東南亞貿易的船數約16到20艘，航海貿易總額平均每年約392萬銀兩至456萬銀兩。其中對日本的貿易約216萬銀兩，對東南亞的貿易約176萬到240萬銀兩。他從對日本和東南亞的航海貿易中年平均獲得利潤234萬-269萬銀兩。



鄭成功雖出生于日本，但7歲便回到家鄉，住在安海，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讀書、生活直到娶妻生子。圖為清代所作，是鄭成功與原配董氏倆年輕時代畫像，畫軸上端的像贊為鄭成功八世裔孫鄭瓊書所題。圖/廈門鄭成功紀念館提供

驅荷復臺 以臺灣為新起點

對日本的貿易是鄭成功及其鄭氏海商集團海外貿易的重心所在。根據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院長聶德寧介紹，鄭成功對日本的貿易量通常是其對東南亞各地的貿易量的三倍左右。而荷蘭人作為當時日本市場上唯一的歐洲經營者, 總是竭盡全力利用其在日本所享有的特權來獲取利益。但是,控制約有80%中國商船的鄭成功, 在對日本的經濟以及對當時整個東亞地區所發揮的影響和作用遠勝于荷蘭東印度公司。

不僅如此, 鄭成功還控制了相當大的貿易貨物供應基地, 從而迫使荷蘭人在對日本的貿易商戰中處于下風的境地。這就是荷蘭人為什么總是在遠東海域的各個場合, 諸如在東南亞的海上航道上以及在臺灣海峽地區不斷地攻擊和劫掠往來于日本的中國商船的主要原因所在。而且荷蘭人為了企圖打開他們長期期待的對華貿易門戶, 竟然逐漸地不惜公開投向清朝的陣營與鄭成功為敵。

聶德寧認為, 由于北伐過程中“南京之役”的失敗, 清朝軍隊因此而步步進逼, 加之荷蘭人以臺灣為據點作為其連接東印度群島與日本長崎之間的橋頭堡, 長期以來對中國海外貿易活動的生存和發展所構成極大威脅。鄭成功將其大本營從大陸沿海遷往臺灣并非單純的戰略撤退, 而是以臺灣作為一個新的起點。

正如盧若騰所說的荷蘭人“擄我妻子殺我男，牂我商船不休息”。如果不把荷蘭殖民者驅逐離開臺灣，那么，中國海外貿易船只的往來是會經常遭受劫掠的。

何丙仲坦言，鄭成功決心收復臺灣，不能不說是和保護對外貿易的安全，鞏固通洋之利有密切關系的。他說，驅荷復臺，從商業層面來說，也是鄭成功進行貿易活動的需要，將臺灣建立成與大陸、日本、東南亞貿易的轉運站，且使這一貿易連接到世界的商業網絡中。這一說法，在后來鄭成功曾計劃出兵征討和懲罰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者的這一事實中得到了佐證。但不管怎樣，誠如何丙仲所言，鄭成功收復臺灣之后，“海絲”文化使閩南和臺灣聯在一起，豐富了“海絲”的領域和內容。

用馮立軍的話來說，如果不是英年早逝的話, 收復臺灣后的鄭成功在當時遠東的國際事務中還將有一番更大的作為。



安海古稱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安平港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當時甚至要比刺桐港還有名，獨特的海洋文明也孕育了鄭成功超前的海洋意識。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子承父業 海洋意識從小養成

著名學者張培忠認為：鄭成功“提出‘據險控扼、揀將進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國’三四百年后的今天，這種觀點也并未過時：它既是最早的改革開放思想，又是海洋國家的戰略思維方式，其核心是以海外貿易作為重要的經濟基礎，支撐其軍事力量。”

對此，臺南文化協會會長鄭道聰特別指出，鄭成功“通洋裕國”、“海權戰略”的養成，起源于鄭成功自幼而來的海洋環境、潛移默化、耳濡目染的鄭氏第一代海商集團的海權意識。

鄭成功雖出生于日本，但7歲便回到家鄉，住在安海，這一住就是20多年，他在安海讀書、生活直到娶妻生子。鄭成功對安海有著極其濃厚的感情，因而他在收復臺灣后，將熱蘭遮改稱安平鎮（明朝時安海稱為安平）。

安海位于泉州南，是福建四大名鎮之一，與金門島隔海相望。安海古稱安平、石井，歷史上的安海港灣深邃，交通發達，物產豐富，安海的商人也曾富甲天下。



位于安海東北部的星塔，歷史上鄭成功星塔讀書的故事廣為流傳。圖/臺賽攝影師 林世澤

說到安平港，就不得不提及一個安平商人，他曾讓安平這片土地熱血沸騰，安平港更是在他的經營下達到全盛。就是這個人，明朝的皇帝拿他沒辦法，日本的德川幕府拿他沒辦法，連海上馬車夫荷蘭人也拿他沒辦法，他游離在海盜、商人和朝臣之間，他更是一度控制著整個東南亞的海上貿易，并成為最早開發臺灣的人之一，這個人叫鄭芝龍，是當時安平商人中最為知名的一人。

雖然鄭芝龍被視為“海盜”，但“海盜”在當時代表了先進的海洋文化，不少的發達國家都是通過“海盜”之路走向富強的。上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來到安海，參觀了鄭成功的大量遺跡后，留下一句讓在場所有人都大為吃驚的話：鄭成功是個大商人。

當年鄭芝龍派出50余艘戰艦直逼長崎，迫使德川幕府同意鄭芝龍將妻子田川松子和兒子福松接回安平。福松是誰？1630年，福松改名為森，叫鄭森，就是后來的鄭成功。

安海古稱安平，至今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港口曾讓安平在歷史上紅極一時，安平港曾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港口，當時甚至要比刺桐港還有名。在這樣環境中孕育長大的鄭成功，海洋意識自然更具前瞻性。鄭芝龍對鄭成功寄予厚望，所以不惜重金，為兒子聘請到名師執教，使他開始接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再加上安海因有朱子過化，是閩南理學開宗之地，對鄭成功日后禮賢下士、從事貿易活動產生重大作用。安海有三塔，分別是：星塔、東塔和西塔。歷史上曾留下鄭成功星塔讀書的故事：據說，星塔村的風水本是臥牛穴，村人每到中午，就要敲鑼打鼓來喚醒臥牛。鄭成功在此讀書，不堪其擾，就想出一個辦法，建議村民在鄉里前建一座方形的磚塔，象征牛鞭來策打臥牛，以代鑼鼓喧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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